在探索中國近代陸軍的轉變前，若能對演進開始前以冷兵器為主的中國陸軍軍制有所認識，將對往後之轉型變化，能有更全盤的概念，而本次軍事變革係肇生於清朝中、末葉之交，是故，當先從清代最初之軍制即八旗與綠營談論起，以期能對中國近代看似雜亂無章的軍制中理出個脈絡，並從中比較其差異性和關聯性。
清代之軍制以八旗及綠營為朝廷正規編制之國防武力，稱為經制兵，經制兵者，即各軍鎮、各營旗之兵額皆有定數及組織章程，每一兵卒之兵籍姓名皆造冊存於兵部，非任一督撫將軍可擅自增加也，雖然此舉最後導致清代軍官吃空額的陋習，但也在在說明了在清代，國防架構及部隊的編裝已以文字條列於章程之中，具備了現代國家以法令規範軍隊組織及規模的初步雛型，關於此點，那民國或者是共和國就遠遠不如大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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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戰禍頻仍，變亂迭起，外強交侵，自晚清七十年以降（1840年；清道光20年）至民國39年（1950年），在這110年的時間裡，年年有戰禍，歲歲有兵燹，中國的國防武力在這接應不暇的變局中，亦不斷的蛻變轉型，從最初延續清初的八旗、綠營轉變為鄉兵、團練、勇營再轉為巡防營、防軍、練軍、新軍，終清之世，終於轉出了近代國防軍的雛型－北洋常備軍，唯民國肇建後，中央政府勢微，地方割據興起，好不容易幾乎轉型成功的北洋常備軍在幾經擴編及混戰後又再次淪為禦辱不足，擾民有餘的地方私家武力，直至民國17年（1929年）全國形式上統一後，才再度展開了轉型的巨輪，惟好事多磨，民國26（1937）對日正式抗戰後，尚於襁褓之中的新式中央軍，就又毀於戰火之中，此後直至內戰結束後，海峽兩岸才再各自展開自身軍隊的轉型。 最近幾年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在其所著’’晚清七十年’’及其系列作品中，論述了中國二、三千年來的歷史中，共歷經了兩次大型的社會轉型，第一次是發生在戰國末年至漢武帝獨尊儒術後這二百餘年的時間裡，第二次則為目前仍在轉型中者，其源頭可追溯至鴉片戰爭後；第一次的轉型為我們本身社會自行運轉的結果，其由土地公有制（井田制）、宗法制度、封建諸侯制及青銅器社會轉變為土地私有制、儒、法雜霸制、郡縣制及鐵器社會，而本次之轉型則是個由外力所壓迫而形成的，其為將中國從農業之中古社會轉變成現代化之工商業社會，由於是迫於外力，故本次之轉型的抗拒力較前次更有過之而無不級，在這不斷的抗拒、接受、融合中，我們的社會亦不斷的亦步亦趨向前邁進，只要出了這個歷史三峽，中國將又是一個新的風貌。
在這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用的時代裡，無論是政治上、社會上，咱們古老的中國都是先從器具上去求革新，失敗後，再轉到制度上求變革，再失敗後，才又開始探討固有文化良窳，然後在反省並改變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後，尋求一個適合這個新社會的架構，社會轉型於焉完成；在軍事上，若照著唐教授的中國轉型理論來檢視近代中國陸軍的變化，似乎也是依循著這樣個相同的模式，於是中國陸軍近代化的過程就可大致分成三個大階段，曰船堅砲利期（1862~1895）、曰編裝改制期（1895~1929）、曰軍隊國家化期（1929~今）；每個階段都有一個主題，每個主題到下個階段仍然繼續轉型變化，並未停止，只是重點換至下個主題；如此環環相扣、藕斷絲連的承續不斷的滾動著，直到整個軍制完全符合全新的社會型態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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